今天，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012年以来的这几年，中央的反腐浪潮一浪接一浪，中纪委老王很忙，打虎、拍蝇、猎虎一刻也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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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言笑”的王岐山
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
诚如黄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要求内部开会时多谈问题，不讲大道理，要求做报告的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风正”。曾参加过这样会议的人称，发言人被王岐山问倒十分常见。
该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调，在媒体的上镜率不高，一般上镜时也都是谈反腐败的问题。为此王岐山多少给民众留下“不苟言笑”的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风趣，才思敏捷，会和下属开玩笑。只是这样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败议题都会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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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老王
他绝大部分的经历都是在经济工作岗位上度过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南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年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受波及很深，一旦处理不及时、不到位，人民币面临硬着陆的危险，进而引发全国性的经济地震。作为朱镕基总理的得力助手，他空降广东，担任分管经济金融工作的副省长，很快就稳住了形势，将很多业界认为无力回天的金融负资产，三下五除二，居然就给解决了，紧接着人民币软着陆，全国经济刚刚驶入快车道的大好形势避免了一场浩劫。
如果这还算牛刀小试的话，他真正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是到了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疫情在全国范围蔓延，形势岌岌可危，中央连续免掉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但这并未遏制疫情蔓延的形势，他临危受命，由海南省委书记重反北京，火速建设小汤山、果断采取隔离措施，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人群，只要出现疫情，就必须隔离，那可是在共和国的首都！两月以后，疫情平稳，全国解除警报，这至少是我这个年纪的人生经历中，认为是形势最紧急的一次危机，这之后，他赢得了救火队长的美誉。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作为奥组委的执行主席，他代表中国，也代表北京，接过接力棒，这个过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临近奥运，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是从那个时候被广泛议论起来的，汽车限行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毋庸置疑，我们在2008年，为全世界献上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体育盛会，第一次夺得最多的金牌，每个中国人实实在在的扬眉吐气了一回。
有人天生为社稷而生，为生民立命而生，他的思维就是解决问题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奇缺，弥足珍贵。一个听来的小故事，他在担任北京市长的时候，白色垃圾着实让北京的城市管理者挠头，常规思维，什么加大管理力度，加大处罚力度，实际上这些措施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让政府发出一个倡议，号召市民们在随手扔塑料袋的时候，打一个结，扔不要紧，打上结以后，塑料袋就不会随风飘扬，而且便于环卫工人打扫，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故事虽小，但体现的思维却是十分高明和高超的。
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的七一讲话中，直言不讳的总结了我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这些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谁在十八大上掌管中央纪委也是当时街头的热议，他是学习历史出身，也似乎有这种宿命，在重要关头，历史和他本人相互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政治宣誓。举起党鞭，管党治党，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难。雍正王朝的作者二月河，曾经这样表述，翻遍二十四史，反腐败的力度都没有现在这么大，换句话说，在历史上也没有这么难。
反腐败表面上看是向腐败分子宣战，本质上是跟根深蒂固的糟粕文化、长久形成的沉疴秩序、逐渐恶化的政治生态开战。对中国人来讲，得罪人的事难，死得罪人的事最难，死得罪强大的利益集团难上加难。
党内监督又是自体监督，生了病，割的是自己的肉，有多疼只有自己知道。这个活实际上是一个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重任。在反腐败这个伟大斗争中，处处体现了他的方法思维。
他把中国人最难办的三个事办到了：
一是不留“余地”，贺年卡都不放过，办公室超一厘一毫都不行，更别说吃喝请送，余地是很多事办不成的大障碍；
二是不讲“情分”，英雄难过美人关，中国人最难过的是人情关；
三是不照顾“脸面”，中国人要面子，犯了错误，公开曝光你，断崖式降级，这种震慑作用不言而喻。
短短五年，发了最少的文件，出席了最少的会议，罕有露面，却干成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多少年管不了的问题他就给管住了，这届中央纪委工作是带有个人鲜明特征的，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的政治经验和遗产有待好好梳理提炼。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洪流在他站立的地方，转弯而下，挽救党的事业中，应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人民应该深深铭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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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王岐山
他储备知识，砥砺精神，思考个体和国家命运，做好了迎接是的巨变的准备。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向记者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别给北京知青丢脸”
赫生来告诉记者，知青来康坪第一年，公社分配给他们每人30来斤粮食，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没有细粮。“学生只会煮玉米、烤玉米，不会别的做法。后来有人教他们把玉米做成馍吃。”
据王岐山后来回忆：“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知青上山下乡，走进延安的北京知青超过2.6万人。任志强也在冯庄公社的郭庄大队插队，他详细回忆过吃不饱的艰苦：没有炒菜的油，连酱油等调料都要到十几里外去买，想要吃肉更是奢望。
很快，春天来了，知青们要在地里一边施肥一边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粪到了田里，播种也是技术活。王岐山和知青们先用牛把地犁出一道道沟来，然后把粪从粪袋转移到粪斗里，把粪斗系在腰上，再把盛种子的容器系上，“一只手洒一把粪，另一只手点一下种子”。吴永琪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谷子地卧下鸡，高粱地卧下牛。我就没掌握好播种技术。”
如果中午在山上吃饭，知青们有时连手都没法洗，在衣服上抹抹手就吃。播完种要浇地，但为了不影响村民白天劳动用水，王岐山总是和知青们晚上行动，扛上铁锹把山泉水引入田里。
村里来了知青后，办起养猪场，增加了收入，这要得益于知青冯如珍。有一次，她去附近村子赶集，买了一只猪仔回来养，韩志厚知道后不高兴地说：“人都吃不饱，还养猪？！”冯如珍说：“大队如果不养这头猪，知青来养。等猪下了猪仔后，就卖猪仔。”韩志厚只好同意。在知青住过的窑洞里，记者看到了一篇冯如珍写的回忆文章：“猪场是我们知青和村里的青年人利用休息时间从河滩上背石板修建起来的。没有饲料，只好用红薯藤做饲料。要从地里把红薯藤背回来，煮熟了才能喂……”第二年，母猪产仔，收入几十元钱，村民纷纷跟着学起了养猪。
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王岐山当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我们的生产大队长韩志厚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让给他出出主意。”尹治海说，“别的大队有知青捣蛋，就请王岐山过去调解。有个知青插队头一天就跑到东边的青化砭公社打架，瓦窑套大队也有冲队长嚷嚷的知青，都是王岐山过去跟他们讲道理：‘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要闹，别给北京知青丢脸。’他总是能缓解矛盾。”
任志强曾回忆：有一次郭庄知青因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而跟其他村的同学、老乡发生了冲突，犯了“政治错误”，“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动，将我们村的几个同学‘发配’到了其他的知青点，以解后顾之忧”。
知青们一周休息1天，有些知青下棋打扑克，“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当桌子看书，看数理化方面的书”。村里的赤脚医生尹大才当时还不以为然地对王岐山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回答：“这个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尹治海记得，“王岐山还爱看《红旗》杂志和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队里还有人议论：“外国的书？是正确的书吗？”
忙活了一年，大队要按工分把收获的粮食分给大家。王岐山和几个男知青干一天农活能挣10工分，女知青一般挣8工分。任志强回忆说：“10个工分相当于2分钱，那时一盒火柴也是2分钱，因此我们一天的劳动就能挣到一盒火柴。八九分钱的一盒烟相当于好几天的工分。”知青们从此自给自足，第二年，公社不再给他们分配粮食和钱。“小米也有了，自己也种菜了，学生的生活好过点了。”赫生来说。
窑洞里至今摆放着当年知青用树枝编成的粮食囤，每个囤都有1米多高。为了防止宝贵的粮食粒从树枝间的狭小缝隙漏出去，王岐山带领知青们在囤的内壁涂上一层泥，等泥晾干之后，就可以往里存储粮食了，每个囤能装好几百斤。
➤“岐山就堪当大任”
1976年，王岐山大学毕业。“当时对工农兵学员的政策是‘哪来哪去’，王岐山又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卢桂兰说。
同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吴永琪回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跟我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我当时是馆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在入党，也被莫名其妙地安上‘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名。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有一次，袁仲一办讲座，讲述古代西域高昌国及其国王麴（音同曲）文泰。“讲了一会儿，台下有些人觉得自己挺行的，就开始插话，把会场气氛弄得乱七八糟。王岐山实在看不下去，就站起来维持秩序：‘咱们先安静，请袁先生讲完咱们再说行不行？’会场逐渐安静下来。”吴永琪对此事记忆深刻，“台下那些老职工我们都得叫老师，王岐山和我只是旁听的小字辈。他说的和我想的虽然一样，但我就没他那种魄力说出来。他能够把一个局面控制住。这件事也非常能体现他的责任感，我那时想，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呀。”
王岐山的行事风格和能力也得到其他同事的认可。馆里的考古专家韩伟就曾对吴永琪说：“永琪，你现在是跟着我干。什么时候你能领着人干，就成功了。你看，岐山就堪当大任。”
“现在或许有人认为王岐山厉行反腐，十分严肃，缺少人情味。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的人情味特别浓，很念旧。2011年他回博物馆，还主动给袁先生敬烟。”吴永琪说，“我得知他当中纪委书记时，觉得有点奇怪。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那么多成绩，如果到中纪委，他的武功岂不是废了？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在哪儿都能成事，就是韩先生当年讲的‘堪当大任’。”
➤踏踏实实地坐“冷板凳”
在北京，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其中往往蕴含着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东城区有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东厂胡同，荣禄、黎元洪、胡适等人曾先后在此设立府邸，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顿于此。在这里，王岐山度过了近3年时光。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在大学里学了3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回忆：“王岐山来的时候，所里的大楼还没有盖好，我们研究室就在大楼工地后面的3间平房里做研究，经费紧缺，我们俩连张桌子都没有，很多工作只能拿回家里或者宿舍里做。尽管条件艰苦，但王岐山却从没抱怨过，也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另谋高就’。相反，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坐着学术研究的‘冷板凳’。”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告诉记者，王岐山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
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任泽全说。
“我们觉得王岐山很活跃，工作能力强。”在张海鹏眼中，王岐山的嗓门不小，干事很利落，但处事并不高调。“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有时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还是跟当年一样，包括说话的神态，做人做事的态度。他为人没有变。”
➤九号院里的聪明人
王岐山从社科院调进国家农委工作，开始了自己在九号院的岁月。
回忆起王岐山调到国家农委的原因时，黄江南说：“当时，杜润生是国家农委的副主任，非常关注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4个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每次讨论完，杜老都会让我们汇报谈了哪些问题，王岐山也参加汇报。他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给杜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农委也希望一些年轻人来充实力量，就把王岐山调来了。”
初到九号院，王岐山在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其中有“黄江南的嘴”和“王岐山的腿”。乍看之下，这个顺口溜倒也适合在联络室工作的王岐山，但黄江南认为，王岐山的作用绝不只是跑腿：“岐山的确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负责农研室和社会各界的联络协调，用他自己的话说，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但联络室更是农研室的主要研究部门。比如，农研室要立什么样的课题，找什么人来做，甚至和研究人员一起思考一个课题的具体思路。所以说，他动腿，更要动脑子。”曾在联络室和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诉记者，王岐山在联络室还负责两件事：一是和各省农业部门沟通，了解地方真正的需求；二是联系在农村工作过的退休老人，身体好而且有意愿继续研究的，要给资金支持。
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跨界调到农研室，又要面对如此繁琐的工作，王岐山几乎没有花时间适应，就直接进入了角色。对此，原农研室办公厅主任高文斌印象深刻：“杜润生有句话，王岐山这个人特别聪明。杜老从来不轻易夸人，他能表扬年纪轻轻的王岐山，非常难得。”
在朋友们眼中，王岐山的聪明来源于勤奋以及善于和人沟通。
在九号院工作期间，王岐山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努力地提高自己。曾担任杜润生秘书的刘伯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期有十几天，参会的人有来自各省的干部。王岐山每天晚上都和各地的干部探讨问题，一刻也不闲着。所以，他对全国农村的状况掌握得很清楚。”
王岐山和什么人都能三言两语拉近距离，很快就能谈正事。高文斌说：“在王岐山看来，最好的学习途径，一是看书，二是和人聊天。王岐山又很善于在听取别人观点之后，发现其中的精髓，并且经过思考形成自己的认识。因此，他接触的人越多，获取的知识量也就越大。”九号院流传着一个有趣的细节：到九号院的访客要在门岗登记，每个九号院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访客登记本，由于找王岐山的人太多，他的那个本子总是用得最快。
➤“不和别人争功”
1986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成立（以下简称发展所），负责农村改革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王岐山调任发展所所长，陈锡文和林毅夫都曾担任过发展所的副所长。
陈锡文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涉及亿万农民利益”，但各方对调整农村体制以及用什么具体措施来调动农民积极性“还有很大争论”。因此，发展所重任在肩。王岐山身为所长，直面农村改革，他的个人研究工作跟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经过多年努力，80年代的农业改革最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回忆起农村改革的意义时也感慨道：“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在自己抓紧研究工作的同时，王岐山还爱给同事们开书单。据曾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该书讲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历史，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的目的是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当时，发展所还有读书会，每隔一到两周就举行一次。王岐山在读书会上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
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黄江南说，王岐山虽然经常参加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此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岐山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变化。
有一次，陈锡文在美国纽约了解到，印度每年都可以从世界银行得到很多用于农业方面的贷款，中国当时却一分钱没有。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获得了世界银行数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改革。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怎么用成了问题。“那会儿，乡镇企业、农村个体户都开始发展了，农村金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杜老就找王岐山商量，最终决定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农信），王岐山参与了具体筹办工作。”魏唯说。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农信总经理。严格来说，王岐山此时还算是九号院的人，但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金融领域。
1988年7月，刚从美国回国的王波明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议，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就是发起人之一。散会后，王岐山做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席间热议了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话题。没过多久，在王岐山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面世，这在日后被称为中国股市“白皮书”。
这一年，王岐山刚好40岁。
➤一身正气
王岐山在九号院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最后的时光，也正是在走出九号院后，他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并最终走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如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图景下，王岐山统率的中纪委备受瞩目。在昔日的朋友、同事眼中，王岐山今天在反腐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外。
王岐山在九号院工作时，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但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当时，王岐山岳父家离他的办公室没几步路。但几年间，同事们没看到他去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他从来都是排很长的队，在食堂打饭。
王岐山夫妇对待物质生活也从来不讲究。“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从来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挺时髦的呢绒裤子，结果被他嘲笑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他的这种简朴不是刻意给谁看的，是年轻时就这样。”黄江南告诉记者。
1984年前后，王岐山在河南出差，黄江南正在河南省任经贸委副主任，两人一起到某县考察。在县委接待他们的饭桌上，县里一个干部看中央机关的人来了，就跪在地上，头顶酒杯请王岐山喝，说按规矩，王岐山不喝这杯酒，自己就不起来。王岐山当即就说“我不喝”，现场气氛很尴尬。黄江南赶紧解围：“这杯酒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江南，你别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说罢，王岐山继续跟其他人谈笑风生，最后这干部只好灰溜溜地起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看不惯的事，不论大小，绝不容忍。”黄江南感叹道。
1986年，王岐山已经是局级干部，有相应的医疗待遇。“有一次他去北京医院的干部门诊就诊，护士没看出他有局级干部的派头，直接说‘你是干嘛的？快出去！’”刘伯庸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及这段往事时忍不住笑了。
“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岐山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个人自律这一点上做得太好了。”魏唯说。黄江南则说：“岐山今天能做好反腐工作，和他这几十年来的积累密不可分。他年轻时候学历史出身，又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历史的敏感性很强，总是能在历史关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当初我听说他要主持中纪委工作时，心想这个活不好干，吃力不讨好，还得罪人。但现在看看，反腐不正是眼下国家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吗？”
致敬王岐山！